从一起工程结算案例看营商环境建设与契约精神落实

近日,有施工企业负责人反映,其参与建设的多个高速公路项目在竣工通车后,部分工程款项长期未能完成结算。该负责人表示,在施工过程中,因地质条件变化、设计调整、征地延迟等客观因素,产生了部分工程增量,且相关变更已通过会议纪要、现场签证等方式获得当时项目管理方的确认。其希望相关方能严格履行合同约定,尽快完成结算审核与支付流程。

这场横跨十多年的工程款纠纷，不仅关乎一家施工团队的生死存亡，更折射出国企履约诚信、营商环境建设，契约精神以及社会责任与担当等深层问题。

第一部分：事实核心——五条高速竣工十多年，1.67亿元欠款悬而未决

公开资料显示，周治安团队参与建设的五个高速公路项目，均为天津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工程，分别是国道112线第十一合同段、第三合同段、第四十合同段，以及津宁高速第四合同段、塘承高速第六合同段。这些项目于2010年至2014年间陆续竣工通车，至今已安全运营十多年，成为区域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“项目通车时，我们是功臣，而通车后，我们就成了被遗忘的人。”周治安向媒体出示的工程资料显示，截至2025年7月媒体介入前，这五个项目仍有1.67亿元工程款未结清，其中3119.88万元已完成结算流程但未支付，剩余1.35亿元因天津高速以“各种理由”拒绝启动结算，一直处于搁置状态。

媒体梳理发现，拖欠款项的核心争议集中在施工过程中的增项部分。周治安解释，这些增项并非施工方擅自变更，而是因规划设计调整、地质环境不符、征地延迟等客观因素导致，且当时天津高速的项目管理层均已通过现场确认、会议纪要等形式办理了相关手续。“每一笔增项都有真凭实据，不是我们凭空索要。”周治安说

以国道112线第三合同段为例，该项目为独立特大桥工程，原设计文件显示地基淤泥层厚度为1.7米，但实际施工中发现淤泥厚度普遍超过5.5米，部分区域达6米以上。为确保施工安全，周治安团队不得不调整施工方案，增加便道加固、桩基加深等措施，仅此一项就产生2003.8万元费用。“当时业主方总工高伯翔、项目经理许树良都到现场看过，还组织了第三方勘察，明确认可地质条件与设计不符，同意作为增项处理，可现在却不认账了。”

国道112线第四十合同段的情况更为典型。该项目原合同工期仅8.33个月，却因天津高速征地延误、设计多次变更等原因，实际工期延长至49个月，超期40个月。“工期延长导致设备闲置、人工窝工，我们按合同申请3822万元补偿，天津高速集团当时也认可事实，审计后却只认1096万元，即便如此，也不支付。”周治安无奈地说。

十多年拖欠已让施工团队陷入绝境。周治安透露，为保障农民工工资发放和材料供应商款项支付，他不得不通过民间借贷、资产抵押等方式，解决工人工资问题，维护天津高速集团的荣誉。

第二部分：企业回应——天津高速称“无拖欠事实”，直指施工方资料不全

2025年7月，周治安向媒体曝光此事后，天津高速迅速作出回应，称将“高度重视，立即组织核查，与施工方协商解决”。周治安回忆，当时双方确实进行了多次沟通，天津高速相关负责人表示会“一定加快推进结算流程”，这让他看到了希望。

然而，2025年9月8日，天津高速向周治安出具《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》（高速信访〔2025〕12号），态度发生180度转变。该意见书明确表示，“反映所述拖欠1.67亿元工程款并无相关事实依据”，并从三个方面给出理由。

首先，天津高速否认了施工主体资格，称“除津宁高速4标段、国道112线40标段施工单位为周治安施工外，塘承高速6标、国道112线3标、11标施工单位分别为其他企业施工。”。言外之意，周治安无权就其他标段欠款事宜主张权利。

其次，天津高速援引合同条款，称施工方的索赔诉求“不符合约定”。意见书指出，工程量清单说明第17条明确“借土填方一项中不包括土的材料费”，招标文件专用条款第96条也约定“不接受因征地、土方供应等原因造成的索赔”，且第三方造价咨询单位审核认为，周治安提出的索赔费用“未能提供监理、建设单位人员的现场确认等完整有效结算证明材料”，因此“不具备工程尾款支付条件”。

最后，天津高速强调已履行自身义务，称“自工程交工以来多次召开结算会议，下发催促函”，因施工方未配合，已于2019年底启动“单方结算”，并向施工单位下发《最终结算审核结果告知函》，但“截至2025年9月，施工单位仍未对结算审核金额进行确认”。

针对该意见书，媒体电话咨询天津高速集团相关负责人均以“正在调查处理，不便接受采访”为由拒绝回应。但天津高速内部一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向媒体透露，“集团近年债务压力较大，2020年刚完成734.3亿元债务置换，资金调配优先用于偿债，工程款支付确实相对滞后”。该说法与周治安“‘新官不理旧账’，把资金压力转嫁给施工方”的质疑形成呼应。

第三部分：施工方批驳——周治安逐条反驳，晒出证据直指“胡说八道”

收到天津高速的《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》后，周治安既愤怒又无奈。2025年9月23日，他以“五个项目实际施工负责人”身份出具《回复函》，逐条反驳天津高速的说法，并展示了当时的会议纪要、现场签证、付款凭证等137份证据，直指对方“违背事实、推卸责任”。

针对“施工主体资格”问题，周治安解释，虽然部分标段中标单位以其他企业名义承接，但他是这些项目的“实际施工负责人”，与中标企业存在合作关系，且天津高速历年沟通结算均由他对接，“这么多年，天津高速集团从未对我的身份提出过异议，现在突然以此为借口，很有创意，这明显是为了逃避责任的胡说八道！”。他向媒体出示的2014年塘承高速6标结算确认会纪要显示，周治安作为“施工方代表”签字，天津高速项目经理及监理单位负责人均在场确认。

对于“资料不全、不符合合同约定”的核心质疑，周治安更是拿出了详细证据。以津宁高速4标段争议最大的“自行取土费用1007万元”为例，他透露，当时因天津高速指定的供土队因“业主给价太低”拒绝供土，为保证工期，业主项目经理刘盛春明确要求周治安施工队“自行取土，结算时不会让你们吃亏”。“我们有2011年4月至7月的工地例会纪要，每次都提到取土问题，纪宗良副经理也在2018年谈判中确认此事，怎么能说没有现场确认？”周治安把厚厚的资料摔在桌子上愤怒地说。

与此同时，周治安还晒出了多笔代业主垫付费用的凭证。其中，2010年3月为田辛庄鱼塘补偿垫付80万元，2009年8月为引滦管线征地垫付15万元，2011年4月为温室大棚拆除垫付10万元……共计466.47万元。“这些都是刘盛春经理亲自指示垫付的，纪宗良副经理也知情，部分款项还有政府部门协调人员签字，天津高速现在说‘不认可’，是赖得掉吗？！”

针对天津高速“已启动单方结算，施工方不配合”的说法，周治安直言“颠倒黑白”。他表示，2019年收到的“单方结算审核结果”将增项费用大幅核减，仅为施工方申报金额的30%，“比如国道112线40标，审计单位按预算价下浮30%计算，而当初招标控制价只下浮8.6%，这明显不公平，我们怎么可能确认？”

他还透露，2025年7月媒体曝光后，他专门组建结算小组对接，但天津高速“以相关人员不敢签字为由拒绝开会，根本不推进实质性结算”。

最让周治安无法接受的是塘承高速6标的“协议违约”。他介绍，该项目竣工后，施工方、监理方、建设方三方于2014年3月共同确认结算金额为23968.1463万元，其中包含1500万元合同外补偿，并签订了三方协议。“现在天津高速出尔反尔，要核减563万元，这是典型的违约行为。”媒体看到，这份三方协议上有三方盖章及负责人签字，协议中明确“1500万元补偿款为最终确认金额，不再调整”。

第四部分：深层追问——国企的责任担当与营商环境的“试金石”

这场十多年未决的工程款纠纷，并非个例。最高人民法院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法院受理执行案件中，30%～40%属于“执行不能”案件，其中建筑行业工程款拖欠占比高达60%以上。而“新官不理旧账”“以合同为挡箭牌拒绝合理索赔”等现象，成为民营施工企业维权的主要障碍。

作为天津市城投集团下属重点国企，天津高速集团承担着保障区域交通建设、维护营商环境的重要责任。然而在此次纠纷中，其表现却引发诸多质疑。一方面，对于施工方提出的地质变更、征地延迟等客观事实，以“资料不全”为由全盘否定，忽视了工程建设中的实际情况；另一方面，在已签订三方协议的情况下，单方面要求核减补偿款，违背了契约精神。

根据《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》，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不得要求中小企业接受不合理的付款期限、方式等交易条件，不得违约拖欠中小企业的货物、工程、服务款项。“天津高速作为大型国企，拖欠工程款十多年，已涉嫌违反该条例。”

从营商环境角度看，工程款拖欠直接影响市场主体信心。“我们最怕和‘老赖式国企’合作，投入大量资金却拿不到回款，企业根本无法生存。”多名建筑行业从业者向媒体表示，“国企，国字头，本身就自带光环，公信力高，盘子大，没有想到会耍无赖，但事实上却拖欠我们的工程款，这不仅会导致施工企业资金链断裂，还可能引发农民工讨薪、原材料供应商倒闭等连锁反应，严重破坏区域营商环境。”

值得关注的是，天津高速集团近年来多次因管理问题引发争议。2023年，其下属企业因违规收受礼金、公车私用等问题被纪委通报；2024年，服务区“冰栏杆”等僵化管理措施引发公众吐槽。业内人士认为，这些问题背后是企业内部治理的漏洞和责任意识的缺失所致，“连基本服务都做不好，很难指望其妥善处理工程款这样的复杂问题”业内人士说。

如何破解“工程款拖欠”困局？

一方面应建立国企工程款支付信用评价体系，将支付情况与企业考核、融资等挂钩；另一方面，法院应加大对工程款纠纷的审理执行力度，对恶意拖欠的企业采取失信惩戒措施。“更重要的是，国企自身不能躺在国家的怀里透支国家的公信力，要树立‘契约精神至上’的理念，主动承担责任，不能背信弃义，用空话套话假话逃避责任，让帮助自己施工的企业“既流泪又流汗”，这寒的不仅是建设者的心，更寒了公众的爱国心。哎！”周治安说到此处一声叹息！

这场横跨十多年的维权之战仍在继续。天津高速集团能否拿出国企的责任与担当，妥善解决工程款纠纷？这不仅考验天津高速集团作为国企的责任感，更考验了天津城投集团管理和约束下属企业的能力。

责任编辑: 王嘉兴